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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脹持續高企，成為各國央行和市場的共同關切。盡管整體通脹率有所回落，但核心通脹（剔除能源和食品價格波動）卻表現出驚人的“粘性”，頑固地高于央行設定的目標水平（通常為2%左右）。這種粘性究竟從何而來？核心通脹又何時才能回歸目標？本文將深入剖析。
一、通脹粘性為何“頑固不化”？
通脹粘性持續的背后，是多股力量交織作用的結果：
1.服務通脹與工資-物價螺旋：與商品價格不同，服務價格（如醫療、教育、餐飲、住宿、娛樂等）受勞動力成本影響極大。當前全球勞動力市場雖有所降溫，但仍相對緊張。許多行業的工資增長依然強勁，尤其是低薪崗位。企業為覆蓋上升的人力成本，傾向于提高服務價格，形成“工資-物價螺旋”。這種螺旋一旦形成，具有較強慣性。
2.居住成本（房租）的滯后效應：在主要經濟體的通脹指標中，居住成本（特別是租金）權重很高。市場租金的變化反映到官方統計中往往有顯著滯后（通常6-12個月甚至更長）。即使當前市場租金增速放緩，其抑制通脹的效果也需要較長時間才能顯現。
3.供給側的長期結構性變化：
供應鏈韌性重構：疫情期間暴露的供應鏈脆弱性，促使企業尋求“近岸外包”、“友岸外包”或增加安全庫存。這些提升韌性的舉措往往意味著更高的生產成本。
綠色轉型成本：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需要對能源、交通、工業等領域進行大規模投資。短期內，這可能推升相關商品和服務的成本。
地緣政治與“去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沖突加劇（如俄烏沖突）導致貿易成本上升，能源和大宗商品價格波動性增加，輸入性通脹壓力持續存在。
4.企業定價能力與預期：在經歷了供應鏈沖擊和需求激增后，許多企業發現自身擁有更強的定價能力。同時，持續的高通脹改變了消費者和企業的通脹預期。當人們預期未來價格將持續上漲時，會更傾向于提前消費或要求更高的工資，企業也更敢于提價，形成自我強化的通脹預期。
二、核心通脹回歸目標：道阻且長，曙光已現？
核心通脹回歸目標是一個復雜過程，其時間表取決于多重因素的交織作用：
1.勞動力市場能否顯著降溫？這是關鍵中的關鍵。核心通脹（尤其是服務通脹）的回落，需要看到勞動力市場供需更加平衡，工資增長（特別是服務業）持續放緩至與2%通脹目標一致的水平（通常約3-3.5%）。目前主要經濟體失業率仍處低位，職位空缺數雖下降但仍高于疫情前，勞動力市場降溫程度尚不足以快速拉低核心服務通脹。
2.房租通脹何時實質性回落？隨著新租約租金增速的顯著放緩，其對整體通脹的拉動作用預計將在未來一年內（2024年）逐漸減弱。這是未來核心通脹下行的主要推動力之一，但其影響是漸進式的。
3.貨幣政策滯后效應完全顯現？主要央行（美聯儲、歐央行等）的激進加息已持續較長時間，但貨幣政策的傳導通常有滯后性（平均12-18個月）。利率對經濟的全面抑制效果，特別是對服務消費和投資需求的壓制，需要時間才能完全體現。
4.供給側壓力能否緩解？
全球供應鏈運轉已基本恢復正常，商品通脹大幅回落。
但供應鏈重構、綠色轉型和地緣政治帶來的成本上升具有長期性，可能限制核心通脹下降的幅度和速度，使其難以快速回到極低水平。
三、展望：回歸目標之路
綜合來看，核心通脹回歸目標之路并非坦途：
短期（2024年）：持續下行，但難以達標。得益于房租通脹貢獻減弱、商品通縮持續、以及貨幣政策持續抑制，核心通脹率在2024年將繼續呈現下行趨勢。然而，服務通脹（受工資支撐）和剩余的通脹壓力可能使其在年內大部分時間仍高于央行目標。
中期（2025年及以后）：有望接近目標，但挑戰猶存。如果勞動力市場進一步有序降溫，工資增長放緩至可持續水平，疊加貨幣政策滯后效應完全顯現，核心通脹有望在2025年逐步接近2%的目標。但過程可能是緩慢且波折的，不排除出現反復。央行需要警惕通脹預期脫錨的風險。
長期：新均衡點？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在經歷了疫情、地緣沖突和綠色轉型沖擊后，全球經濟的供給結構已經改變，潛在增長率可能下降，中性利率可能上升。這或許意味著，未來通脹目標的“錨”本身也需要重新審視，維持2%目標可能需要更高的實際利率或對通脹波動更大的容忍度。
全球通脹粘性的根源在于勞動力市場、服務價格、居住成本的剛性，疊加了供給側的結構性變化和通脹預期的固化。核心通脹的回落是確定的趨勢，但回歸2%目標之路充滿挑戰，預計將是緩慢而漸進的過程，可能延續至2025年甚至更晚。各國央行需要在確保通脹預期穩定錨定和避免經濟過度衰退之間謹慎平衡。對于市場和個人而言，理解通脹粘性的成因和回歸路徑，是應對未來經濟環境變化的關鍵所在。全球經濟的韌性，將在對抗通脹粘性的過程中迎來真正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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